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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创造了“雕塑”一词改变了中国人对雕塑艺术的偏见

发布时间:2020-09-16 11:57:34 已有: 人阅读

  大村西崖这个名字,知道的中国人或许不多,但是不知道“雕塑”这个词语的人肯定很少吧。其实,“雕塑”一词就是大村西崖造的。不仅如此,中国最早的雕塑史著作也出自大村西崖之手,即《中国雕塑史》。

  这部书最初于1915年由日本佛书刊行会图像部发行出版,1920年同图像部再版,1980年由国书刊行会重新复制再版。至今已整整一个世纪过去了,然而这部著作依然是学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其学术及文献价值与时俱升。

  大村西崖是明治、大正时代的美术评论家、美术史家。他一生著述超身,其中最重要最能体现其学术水平的当数《中国雕塑史》(1915)、《密教发达志》(1918)和《东洋美术史》(1925)三种,分别代表西崖在雕塑史、佛教史和美术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敦煌千佛岩佛洞

  《密教发达志》五卷,西崖用汉语写成,获日本最高学术奖—— 日本学士院赏。1987年中国华宇出版社将该书列入百卷本《世界佛学名著译丛》,2001年中国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把它收入《中国佛学文献丛刊》。

  《东洋美术史》1925年由日本图本丛刊会出版,翌年就由陈彬和翻译成中文(印度和日本部分除外),书名改为《中国美术史》。陈氏译本于1930年被收入王云五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万有文库》,2014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以简体横排形式重新整理出版。

  这次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中国雕塑史》,这样,西崖的主要学术著作就都有中文版了,无论是对于研究大村西崖及其学术,还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的雕塑、佛教、美术,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大村西崖与佛学的渊源

  1867年(明治元年),大村西崖出生于日本静冈县富士市水户岛的一个姓盐泽的农民家庭,初名丰吉。25岁时离开盐泽家,为大村氏继嗣,遂改姓大村,26 岁时改名为西崖。大村西崖

  西崖的生父母是法华教的忠实信徒,每天晨夕诵经,给幼年期的西崖心智的成长以不小的影响。西崖曾在《自叙》中回忆说:“予之生父母法华信者也。以故,予自婴孩时,朝夕闻读经之声,熟于耳,记于心,髫龄自能诵《方便品》《寿量品》等。” 这样的家庭环境对西崖后来爱好并研究佛教肯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小学毕业后,西崖师从静冈画人新间云屏学习南宗画。云屏教诲他说:“欲善画者,不读万卷书,行千里途不可。”西崖牢记老师教诲,学画之余,“常取画论、画传等,任手翻阅”。西崖刻苦自学,“学无常师,漫涉猎经史、杂家之书,旁阅佛典、国书,渐好考据之学”。这实际上是他后来走上美术批评和美术史研究的开端。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西崖22岁,他以静冈县特选生资格进入东京美术学校,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起初他准备在普通科学习绘画,但觉得自己已学过一段时间画,不如改修雕刻,于是改变主意,决意进入了雕刻科。

  西崖在学期间,学业优秀,名列前茅。据西崖日记记载,成绩常是“第一席”,作品多次获“优等赏”、“第一等赏牌”。他志向远大,抱负不凡。他曾经作为东京美术学校学生代表立下这样的誓言:

  “吾党雕塑期与岁俱新,学友丹青须逐月而进,如今佶倨以无堕风尘,他日顾眄将不耻天下。”注意:西崖所造“雕塑”一词最早见于此。菩萨金铜像

  关于当时美术学校的雕刻课,西崖在《自叙》中回忆说:“当时雕刻课所教,专在日本古风技术,其蓝本多用佛像,因始发欲知佛像尊容、印相、持物等由来之念。教官有今泉也轩,颇好佛教。其讲考古学于校堂也,常手念珠,往往谈密教。予欲学焉之志愈切矣。”

  自幼在信佛的家庭成长,青年时代的西崖又遇到“颇好佛教”,上课“蓝本多用佛像”“往往谈密教”的老师,自然就更加激发了西崖对佛学的兴趣。“雕塑”一词的发明

  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7月,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后,由校长冈仓天心推荐,西崖赴京都市美术工艺学校任教谕,先后承担美术解剖、数学、几何学、雕刻、美术史等课程。同年10月,26岁的西崖发表《雕塑在美术界的地位》一文。注意:“雕塑”一词见诸于论文,此为首例。

  他指出:“雕塑占立体之全境,显形想之美,以实体穷沉雄庄重之趣。”,“从实有界观之,雕塑为最完全之形相美”,认为雕塑具有“现森罗万象之形,具刹那之相,现出浑然之美,长留于人间,待知己于千岁,刓逋客之俗肠”的力量。饕餮卣

  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10月,西崖又发表论文《雕塑论》,更全面地阐述了他关于雕塑的主张。

  接着他从“雕”与“塑”所具有的美术意义的视角,对“雕刻”与“塑造”作了如下区别:“木与石则取其材而雕刻之”,其技法是“消削性的”,与西方的carving一词相近;“蜡和泥则用其质而捏塑之”,其技法是“捏成性的”,与modelling的意思相近,而“雕塑”一词正可以涵盖“消削性之雕刻与捏成性之雕塑”。李夫人墓门石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 9月,西崖觉得“苟欲以学艺成家,则不居于帝都不可也”,所以就辞掉了京都市美术工艺学校之教职。同年11月受母校东京美术学校之聘,翌年4月,任雕刻科助教授(副教授)。

  然而,工作才一年多,因“与校长冈仓天心意气不相投”,西崖于1897年(明治三十年)9月辞去助教授之职。二人“意气不相投”,所指什么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二人关于东洋美术的见解不同。

  在国家主义的原则下,通过研究日本传统的绘画、雕刻、工艺,以恢复日本的传统美术,排斥西洋美术,这是冈仓天心(1862—1913) 的美术理想,也是他作为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所贯彻的教育方针。

  然而,西崖认为东洋美术的中心应该是中国。他认为中国“可称是日本各时代艺术之母国。”他还说:“不用说,东亚诸国中最重要的是中国、日本、印度三国,而其中文化年代最古,文献最丰富可靠,保留下来的艺术品最多的国家不得不首推中国。日本文化,在近古时代以前,代代从中国输入,艺术史之年历也不过中国的三分之一。…… 故叙述东亚艺术,不得不以中国为主。”由此可见西崖与天心“意气不相投”之一斑。龙门奉先寺本尊卢舍那佛像

  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冈仓离开美术学校,西崖马上接受代校长高岭秀夫之聘,讲授美术史、神话等课程,并兼干教务,尽力于学校雕刻科之建设。其间,西崖创刊《美术评论》,从事美术评论活动,发表了《自然美》《形式美》《美的受用》《美之成立》等论说,并与森林太郎(森鸥外)共编《审美纲领》2卷,为后来西崖在佛教美学、东洋美术史方面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确立了他作为美术批评家的地位。

  1915年(大正四年),西崖出版了《中国雕塑史》。他在《自叙》中说:“壬子(1912)以来,欲著《中国雕塑史》,极力采访其资料,且广阅经子史传而抄录之。乙卯(1915)春,编摩卒业,遂脱其稿以印行焉。由校细字,眼变近视。”

  自壬子至乙卯春,实际上只有两年多时间,西崖在本书自序中说:“两年多时间,予之精力全部倾注于此书”,常常是“膏油继晷”,弄得“疲惫不堪”,如此劳累辛苦,以至于视力急速衰退,变为近视。然而,所谓“两年多时间”,指的只是写作本书的时间。

  实际上,自从西崖进入东京美术学校决意学习雕塑以后,他对中国古代的雕塑一直抱有强烈的热情。学生时代他就自造“雕塑”一词,自此以后,“十余年来,阅肆辑坏,渔猎群籍,查阅石墨,搜集资料,从不懈怠。”

  在本书出版之前14年,即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西崖已在《东京日日新闻》(现《每日新闻》)上连载《中国古代的雕塑》(即本书导读),共分24回,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自三代秦汉一直至宋代的历代雕塑,行文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可以当作《中国雕塑史》的内容提要来读。歌舞伎女俑四尊

  由此可知,西崖为著此书,是经过了长期周到的准备的,他所付出的努力可谓是坚韧不拔,艰苦卓绝。《中国雕塑史》的出版意义

  本书近50万字,纵向所论肇于太古,下逮五代;横向所论涉及佛教像、道教像、庙祠像、陵墓仪卫、享堂碑阙、宫馆苑池之装饰、山川之诸像,以及玉石工、金工、刻木、塑陶、瓦砖等雕塑种类;所录记事凡1200项,金石碑铭凡2600余种,附录珍贵图片978幅,纵横交织,图文并茂,使得中国几千年雕塑历史的发展轨迹有案可稽,历历在目。武梁祠第一石

  罗振玉为此书作序称,“盖言吾国雕塑之书,未有如此之详且尽者也。”末松谦澄在序中称该书“古来艺苑之阙,于是乎补焉”。望月信亨为本书所作序中将之称为“空前之大作”。

  矢代幸雄评价说:“我认为,大村西崖为我们做的最了不起最有用的事,就是撰写《中国雕塑史》吧。这是一部在当时所能收集到手的中国雕刻资料,无论是文献还是录自遗品的铭文,都几乎网罗殆尽,在此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堂堂的中国雕塑史,在此之前中国、日本、西洋都不见此类巨著,而且在此之后也不见可以与此相拮抗的编著。(……)大正四年出版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年,与其说它依然是学界不可或缺的标准书之一,毋宁说是这方面唯一的标准书,如此有功于世界的著作不得不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契机,西方列强恃其船坚炮利敲开了东方帝国的大门,于是,这个东方古老而神秘的国度便成了西方学者们热衷研究的对象。

  明治维新后“脱亚入欧”而跻身于西方列强的日本也掀起了一股所谓“学”的热潮,包括西崖在内的日本明治、大正时代的学者对中国全方位的研究都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的。然而在面对西方文化欲凌驾东方文化之上的现实问题时,日本学者一般都极力主张东方传统文化的优越性。

  但是在回答东方传统文化的中心在哪里这个问题时,日本学者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例如前面提到的冈仓天心,他就主张唯有日本才能担当起东方传统文化中心的重任,而西崖则认为中国才是东方文化的中心。弥勒白玉石像

  西崖之外,为《中国雕塑史》作序的望月信亨在序文中也这样说:“中国为世界大国,文化之渊源流长,庠序学艺,自古兴盛。及汉代佛教东渐,彼国思想界显著发展,百般文物受其影响,色彩更有新者。我国及邻疆诸国皆输入其文明,以立道德之基,以进学艺之术。中国实可谓是东洋文化之中心。…… 本书将成为中国美术研究者之重要参考,并有大功于显现东洋文明之光辉,自不待吾等在此呶呶饶舌。”

  关野贞也在其序文中说:“三代以降,中国已达开明之域。其思想之丰富,艺术之浑朴,尔后因与西域印度之交通,更增一段高远与精彩,常作为东洋文化之中心,波及感化周围诸国。…… 世之学者据此而明辨历代艺术之变迁,详察与周围诸国之交涉,得以追溯东洋文化之渊源也。…… 而阐明其文化于世界,以图东西思想之调和,亦为我学者之职责也。”可以说,《中国雕塑史》的出版,为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东洋文化之中心的观点提供了具体而有力的佐证。

  从原始时代的石器、陶塑,到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雕刻、玉器雕刻,再到秦汉墓俑石雕以及六朝隋唐的佛像雕塑,中国自有俨然的雕塑作品和悠久的雕塑历史,与西洋雕塑相比毫无逊色。然而,正像西崖在自序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自古至今将雕塑视为杂工”,不认为雕塑与绘画、书法一样,是“最高尚之艺术”。

  所以,西崖此书的出版对于改变中国士人对雕塑的偏见,提升并确立雕塑作为与书画同等的艺术地位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和影响。这种贡献和影响可以从梁思成所著《中国雕塑史》一书得到印证。

  梁氏所著实际上是他于1930年在东北大学讲授“中国雕塑史”的提纲。他在序文中明确说自己编写提纲时,大村西崖等“著名学者”的著述“供我南车”,并指出雕塑这种“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考之古籍,鲜有提及”,“盖历来社会一般观念,均以雕刻作为‘雕虫小技’,士大夫不道也。”基于国人对雕塑的这种认识,梁思成为雕塑大声疾呼:“艺术之始,雕塑为先”,“雕塑之术,实始于石器时代,艺术之最古者也。”高辛墓出土珌琫

  第四,作者采用文献考证与遗物实证相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勾勒出了雕塑变迁推移之迹,材料翔实,结论可信,成为中国美术研究者之重要参考。

  西崖在写作此书之前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为了写作此书不仅详细翻阅了“数千卷”书籍,以广征文献,而且几乎收集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实物资料(包括实物的图片)。

  这些资料主要有两个来源:一、被直接从中国带回的实物和实物的照片、拓本。如冈仓觉三从中国带回的广元千佛崖等照片,早崎天真带回的有关龙门、大同及各处残存的佛像照片和碑铭拓本,冢本靖、伊东忠太、关野贞三博士在中国考察所拍的照片,冈田博士、内堀维文、铃木直三郎、竹内金平、老田太文、八杉直、黄中慧等人所携归的道佛诸像、金玉诸品、瓦砖、墨本等,罗振玉的造像拓本2000余种,无锡处士廉南湖遥寄的敦煌砖佛拓本等。

  二、日本国内博物馆、大学等的收藏,如正仓院、帝室博物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京美术学校等的收藏。在此基础上,西崖将实物图片与文字史证并列比照,“谢绝世缘,孙户萧萧,兀坐二年”,遂寻绎出中国古代雕塑之变迁,数易其稿,著成《中国雕塑史》巨编。

  关野贞就西崖的这种研究方法评价说:“顾从来学者专力于文献,用意于此等遗物者盖寡,故此种撰述殆无问世。今君之此举,实尝试开拓前人所未到之域者也。”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问世已逾百年,其学术参考价值没有丝毫减退,依然是“斯道研究之津梁”。第五,西崖此书不仅限于雕塑,而且对于佛教研究也有重大意义。

  西崖在自序中说本书所录“金石碑铭凡2600余种”。根据译者对书中所录碑铭的统计,关于佛像的碑铭具体为萧梁12种,元魏542种,高齐265种,宇文周65 种,杨隋211种,李唐1056种,五代101种,合计2252种;关于道像的碑铭,元魏4种,宇文周4种,杨隋13种,李唐52种,合计73种。其中特别是2000多种佛教像铭碑石,望月信亨认为这是“最可贵重者…… 多属从来未闻之文字。若详细研讨之,于佛教史之研究,必多诸多发明”。西崖自己也说:这些像铭“作为雕塑之根本史料是最可尊贵的,而且作为宗教之史料后之学者也可取之”。

  《中国雕塑史》出版后已经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其间如“殷墟”“马王堆汉墓”“秦始皇兵马俑”“三星堆遗迹”等世纪考古大发现接二连三地震撼着世界。如果西崖能够亲眼目睹这些震惊世界的世纪大发现,想必他一定会兴奋不已,立即前往中国作实地调查,收集资料,重新增补他的《中国雕塑史》吧。三藏圣教序碑头

  西崖48岁(1915)那年出版《中国雕塑史》之后,主要精力用于佛教美术和美术史研究以及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51岁(1918)出版《密教发达志》,58岁(1925)出版《东洋美术史》,从54岁(1921)至去世前的一年59岁(1926)连续五次游历中国,与中国书画界如金绍城、顾世清、陈衡恪、汪亚尘、吴熙曾等人进行交流,多次举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与王一亭、杨东山、吕选青、任董叔、哈小夫、俞语霜、唐吉生等人一起发起创设西湖有美书画社,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陈垣、马衡、沈尹默、邓以蛰、钱稻孙、蒋梦麟、胡适、沈兼士、叶瀚、马裕藻等人专门为他举办了欢迎会,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真可谓不遗余力。关于西崖这方面的研究和活动这里不作展开,有兴趣的话,可以参阅本文所列参考文献。

  另外,作为导读与附录,本书收录了西崖的《中国古代的雕塑》和两篇关于雕塑的论文。这对于理解和研究西崖的雕塑论以及其倾注于研究中国雕塑的热忱或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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